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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趣阁 > 诸天万界之大拯救 > 第两百九十七章 五等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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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渐西斜。


崇政殿内的考生,基本都完成了答卷,开始最后的检查工作。


毕竟,这次考试很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。


能否改变命运,就看这一遭了。


因此,即便再怎么重视,也不为过。


便是如范仲淹、梁适这等自信心十足的考生,也是一遍又一遍的复查。


明星考生,也是有烦恼的。


关注越多,压力也就越大。


好在他们二人都是那种抗压能力极强的人,反复检查数遍之后,他们几乎做出了同样的判断。


正常发挥!


又过了一会,考生们先后提交了答卷。


如同贡举殿试时一样,御药院的内侍们,负责收拢答卷,然后送往弥封处。


黄昏降临,第一批誊录好的答卷已然送到了编排所。


此次出任考官的分别是翰林学士晏殊,翰林学士李谘,判登闻鼓院事周起,以及御史中丞刘烨。


毫无疑问,考官阵容十分的豪华。


只是相比于贡举,考官的人数倒是少了一些。


这也正常,毕竟贡举殿试的人数远比制科殿试多得多。


不仅如此,制科的阅卷时间也比贡举殿试要少。


只有两天时间。


……


……


……


转眼间,两天过去。


福宁殿。


晏殊等人的工作效率很高,阅卷工作基本完成,如今只剩下最后一道评判。


御前定等!


制科及第后的待遇,虽然很高,但制科的淘汰率也是非常高的。


高标准,高回报!


此次参加制科的应举人,一共有五十六人,其中,三十六人连阁试那一关都没过。


最终走到殿试的,不过二十人。


而现在,能够被呈到李杰桉头的,不过五人而已。


就这,还是李杰特地嘱咐过的缘故。


如果没有提前打过招呼,只怕录取率更低。


当然。


这只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一科的考试结果,经晓通算可为师法科的考试时间,要稍微靠后几天。


两者的考核内容,截然不同,自然不能放到同一时间同一考场。


如果让经晓通算科的人参加此次殿试,录取率恐怕会更加的惨不忍睹。


“陛下,经过臣等商议,贤良方正科,仅有五人,可入等。”


说着,刘茂勤从晏殊手中接过答卷,然后递到了李杰面前。


“卿等稍候,容朕阅览几分。”


拿到答卷后,李杰先是翻看了一下卷首,果不其然,范仲淹、梁适、胡瑗,赫然在列。


紧接着,他挑出了范仲淹的策论。


【君子有三乐,而王天下不与存焉。父母俱存,兄弟无故,一乐也;仰不愧于天,俯不怍于人,二乐也;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,三乐也。】


看到这句话,李杰不由微微一笑。


果然很符合范仲淹的风范,教育为先,而这也是范仲淹一生都在践行的事。


一以贯之!


同时,他也想到了一件很久很久以前的事,在他的少年时期,学校的围墙上刷过类似标语。


【百年大计,教育为先】


【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】


生在红旗下,长在红旗下的李杰,远比这个时代的人,更加清楚教育的重要性。


少年智则国智,少年强则国强,少年兴则国兴。


放眼当下,亦是如此。


如今活跃于朝堂之上的官员,都是传统教育下的文人,虽然其中不乏聪明的,能够领会自己意图的。


但有些思想,难免是根深蒂固。


如重文轻武、重儒轻法、重农轻商等等。


(ps:宋朝的商品经济虽然发达,朝廷也没有过度抑制商业,但商业的地位确实不够高。


在士大夫眼中,商业,不过是为国取税的渠道之一。


且商人重利轻义,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)


言归正传。


故此,在李杰看来,未来一二十年的时间,都是一个过渡阶段。


在新学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官员,才是大宋崛起的主力。


当然。


旧有体系下的官员,也具备改造价值。


范仲淹,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?


历史上的范仲淹,崇尚的是孔子,是道之以德、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


然而,现在的范仲淹却觉得,明体达用更加重要。


德行和实务,两手都要抓,两手都要硬。


不止如此,范仲淹还在策问中大胆写到,章句、注疏之学,俨然走错了路。



真正的儒学,当是古为今用,为我所需。


此时,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已然有了一丝‘六经注我’的倾向。


何谓六经注我?


此话源自于心学大家陆九渊。


【或问先生,何不着书?


对曰:六经注我!我注六经!】


这也是经书解读的两大派系。


我注六经,重点在于‘六经’,‘我’必须要一字一句的解读圣贤书中的本意,不允许偏离,也不能牵强附会。


训诂之学,便是这一派的重要分支。


而‘六经注我’的重点则是在于‘我’,即六经只是‘我’表达观点的参照物。


理学大家朱熹,就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。


朱熹编写的种种注疏,不知夹带了多少个人私活,圣贤书,只是他表达思想的工具。


圣贤书中的本义,不重要。


重要的是符合当下,或者说‘我’的观点。


在朱熹之前,王安石也是这么做的。


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,直接编了一套《三经新义》,并且将其指定为唯一科举用书。


所有考生都要学习《三经新义》,答题也要以此为准。


先占领理论高地,让所有有志于科举的士子,全都学习自己的思想。


如此一来,日后科举入仕的官员,天然就站在改革派一方。


在某种意义上,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也是受到了《三经新义》的影响。


圣贤本意,我不管!


以我为准,才是最重要的!


滴答!


滴答!


时间缓缓流逝,翻到最后,李杰发现众考官只给范仲淹评了一个五等,堪堪过线而已。


如果不是范仲淹简在帝心,怕是连五等都难。


想了想,李杰提起朱笔,直接批改了众考官的意见。


此策,最低也是个三等。


若不是考虑到前两等不授人,李杰甚至打算评个一等。